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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纽约时报认为基廷的案例并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共享患者数据是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到自己健康中的主要一步，这让明智的病人，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遵守处方药物疗法，甚至发现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 不过，读完故事，也有人表示疑虑——高材生或许可以分析这些数据，但对普通的病人，数据要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需要数据】 上海人许琳(化名)最近已经两次被医生表扬为“聪明的病人”。 由于家里有两位慢性病患者，许琳常要与医院打交道。而每次去三甲医院看病都像打仗，通常没问专家几句就被打发去做各类检查，结果到了检查处，又是望不见边的长队。 现在，她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一般先咨询两到三位相关医生，类似症状可能考虑什么方面的疾病，需要做哪些检查，然后在家附近相对空闲的二级医院做好检查，收集好所有的检查报告带去三甲医院，医生问诊时，需要哪样，她都拿得出。 郑杰认为，收集自己的数据首先是一种意识，是“病人要参与到治疗中”的意识。郑杰曾在电信工作，加上出生于医生家庭，他很早就开始跨界，参与到数字化医疗的过程。 拥有自己的数据为何如此重要？ 他提到这与4P医疗模式有关。所谓4P医疗，预防性(Preventive)、预测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和参与性(Participatory)，这是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多次强调的概念。而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精准医疗(Precision)，也同样需要以患者掌握自己的生命健康数据为前提。 而国内目前的医患互动模式，却离理想模式很远。 一方面是患者的误区：认为医生了解一切，或医学过于专业，所以全部交给医生。 华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益民为一位糖尿病患者惋惜，62岁，但一只眼睛已看不见，其女急切打电话来询问，但李益民也无太多办法；而同期治疗的一位93岁患者，每次复诊时都能向医生提供每日血糖，至今保持血糖稳定，无严重的并发症。 “我们只能帮助患者维持现有的情况，但已经发生的并发症无法逆转。”李益民说。 另一方面也在于医生。由于医生每日工作量大，就诊时间紧张，医生的态度“相对专制”：没有太多时间给病人解释，从而让病人自己选择。 陈荣秋，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教授，在与癌症抗争的9年里，他对医疗过程也有了中肯的思考——“在这次重病之前，我对医院和医生是迷信的，进医院也是比较放心的。但是重病后，我感到，进医院风险是很大的。”他认为，“在病理和治疗的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治不好某些病也是正常的。医生不是神仙，不能做到诊断的百分之百正确。”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