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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帕累特在研究社会财富分布问题时，首先运用了排列图，借助于排列图这一工具，他发现人口少数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而占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穷人却处于贫苦的边缘，即发现了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数的规律。这种贫富的悬殊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以致造成社会动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出现之后，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重视在社会分配中尽量减少由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帕累特是其中之一。 回顾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市场无形的手”，这就是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不会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完善的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就是社会福利的增进。”这种理论在今天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这就是发展社会经济中必须注意到“完善的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相结合”，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制度建设。 对于公平的理解应当是在有一种完善机制、制度约束下进行的发展，这种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且平均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带来过很不好的负面效益，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就是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本来也不是平均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依据中国的特点，也要尊重市场发展的原则，同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非公有经济被推出，这并不影响公平，也不应当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各种经济成分日益走上公平的过程，也是非公有制经济努力争取公平的过程。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形成了社会的贫富悬殊过大。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这个报告说：“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还有消息说：“国家统计局专家姚景源先生根据2003年数据测算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6倍左右。”所以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运行的质量以及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加大。因此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们在积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政府力图宏观上实行调控，减少这种差距，统筹兼顾社会发展的公平。就在这个时候，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站出来说话，他在2月19日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任志强表示：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任志强的发言引来一片骂声，有人也说不要堵住任志强的嘴，让他说，因为他竟比是说了实话。一些学者也在分析，例如连玉明教授认为，任志强的说法有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不能简单类比。住房是最基础的生活条件，如果一部分人的住房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可是地产公司董事总经理佘耀庭认为，“富人区”不可避免，“就像曼哈顿有著名的富人区，也有哈林区那样的‘穷人区’”。 就这些争论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社会出现富人，并不一定是坏事，他们就是进住到豪华的富人区也不是不可以，但社会不能出现大量的贫困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这种现象在拉美一些国家随处可见，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出现这种现象，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唯利是图，不原意开发中小面积的实用房，说穿了就是因为利润太低，如果这些已经富起来的人不去关注更广大居民的需求，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也必然导致这些房地产大亨要跳楼。由此引发的中国经济问题也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时的情景，发地产的开发上不能不引以为教训。中国未来有许多农民要转移，房地产业将大有作为，如果为了暴利忽视市场的需求，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人们质疑任志强的发言不是没有道理。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今天的巨富不仅是因为一个市场好机遇，整个制度与管理的漏洞，给了开放商一个寻租的机会。毋庸置疑房地产业与政府官员链接的关系是中国腐败的高发区重灾区，地方政府在发展导向上重在政绩与面子也成了开发商发财的机遇。所有这些问题暴露的都是制度建设的问题。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