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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有钱就能干的事儿。”他总结道，这个行业风险很大，过去的经验统统需要更新改进，技术把控、员工管理、风险控制、市场调研，甚至财务管理都需要系统地重新学习。 袁其勇认为，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技术。“每一块田都需要在脑袋里有印象，得知道是啥样子，草相如何，肥沃与否，能不能存水，等等。没有这些概念，不可能种好田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农资店店主，熟知化肥和农药是他的优势。这几年，他遇到过五花八门的求助。有种田大户买除草剂只买贵的，还有人认不出来杂草的种类，上网也分辨不清楚，就拔了一堆跑到他那儿去问，问清楚了再买上东西折回。一来一去，时间又浪费了。 他曾看到过一个老板投资失败的全过程：风风火火地砸钱，包了地、买了农机，可很多投资都没能“把钱用在刀刃上”，买来的农机也并不实用，后来资金链断裂，找不到人干活，杂草开始疯长。 等到老板带着借的钱回来时，杂草已经占据了田地，大片农田就这么活生生地拖废了。 职业化推进还有长长的一条路要走，经验、资本、人才的匮乏不仅让种田大户头疼，也亟待整个行业直面解决 投身农业大规模种植6年，袁其勇见惯了种田大户的洗牌、淘汰，也发现了许多他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细节。 比如农药的使用。千金子和稗草两种草的长相十分相似，一般得到成熟期才容易区分，许多种田大户在初期时都难以分辨，有的人没辙了，只能扯下一大把跑到农资店，请店主辨认后再买合适的农药。 “但很多卖农药的人其实自己都搞不清楚。”袁其勇直言不讳。这个浸淫农资销售10余年的老板说，买回不合适的农药，只会药不对症，不仅浪费钱更损伤土地。“这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问题。”他说，许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依旧只凭经验行事，缺乏专业知识，以前十几二十亩地还只是小打小闹，不会亏太多。但现在承包的地多了，一不留神用错了药，很可能赔得血本无归。 累计服务土地收益面积达300万亩、 覆盖种田大户近40万的“农分期”，也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画像，他们发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一群平均年龄47岁、智能手机普及率只有30%的种田大户。 技术，成了一个关键点。 曾在上海当过白领的刘瑞春很清楚，在大城市开个公司，可以雇佣总经理和技术人员，有钱就能推进。可在农业生产这个领域，“除了农委等相关部门有技术人员，业内普遍缺少优秀的技术人员”。 他家里的一个小辈考进了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系，他兴冲冲地跑去道喜，可对方告诉他，这行业太苦了，知识面广，还要常常下地，自己以后不会干的。 不仅是技术人才的匮乏，在农忙时节，人员招聘也是一件难事。“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也没法管。大几十号人，很难管理。”袁其勇说，尤其是夏天高温时，还要雇人下地打农药，“你自己都受不了那种气温，何况是植物。”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好不容易招来了人，干一天，太苦了，第二天就不想来了。 “工人还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走了，效率低了，还不得不用老人，不用，就彻底没人了啊。”他说。 刘瑞春已经从更深的层面感知到了如今农村土地人才匮乏的现状。他招不到足够优秀的农机手，只能自己手把手教，就这，学徒还都是50岁上下的中年人了。有时候太忙，想找人帮忙整理一下账目也是难事，他想来想去，只能跑到县城去请会计。 此外，因为大型机械操作的难度，他还要合理配置农机的使用，在自己农闲时，尽可能让农机手开着机器继续去别地工作，贴补收入，让钱跟得上农机损耗的速度。 回顾这个过程，他感觉自己累了，黑了，憔悴了，比起过去连农闲的时间都没了。可同时，自己也“一点一点在变得专业”，“像被推着往前进步发展”。 这个农民坦承，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种地种着种着还需要请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甚至还会搞出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机手队伍。 产业的发展总是轻而易举地撬动相关人群。徐州铜山的农民孙磊以前也是个农机手，在他眼中，因为土地流转导致的规模化运营，对农业耕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短时间内满足大片土地的耕种，唯有马力高的机器可以实现这一诉求。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