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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性事件颠覆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当时的中国可以视为国际体系的“造反者”，试图改变既有国际体系。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两个拳头打敌人”外交政策为例，这一理念被视为“违背”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基本规律——按照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国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三角”关系）时理应选择“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策略，这是最有效且有利的选择，而同时与两个实力超强的敌人对抗是令人费解的。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就以此种方式展开了对美与对苏的外交。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是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来开展国际行动。 此外，“一边倒”也是中国“造反”既有国际体系的集中表现，即先是与苏联联合起来突破西方国家对国际权力的垄断；在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又采取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策略，联合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共同“造反”，试图以第三世界为整体挑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与自由秩序。 阶段四：再次融入，成为新“配角”（融入型外交） 第四个阶段始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主动“拥抱”并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重要事件： 第一，中国加入联合国与尼克松访华。1972年发生了两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一是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雅尔塔体系；二是尼克松访华，中国开始改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外交关系进入了新的里程。
图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 第二，邓小平三国之行。1978-1979年邓小平的三国之行，标志着中国开始主动融入到国际体系。邓小平访问了三个重要的国家：首先是日本——一个曾经多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百年宿敌”；其次是新加坡——一个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东南亚儒家发达国家，新加坡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很多的启发与影响，其中就包括中国对市场经济认知的转变；最后是美国，表明当时中国彻底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邓小平的三国之行说明中国有意放下意识形态之争，优先解决以发展为核心的国内问题，而经济发展必须以西方的市场、资本与技术为支撑，于是中国开始了“复关”和“入世”谈判，寻求与国际接轨。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可以说是再次融入了国际体系，又一次成为国际体系的配角。 但这一次是主动的战略选择，尽管期间也有诸多的犹豫和痛苦。阶段五：国际体系的主角（引领型外交） 2008年至今，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首次成为国际体系认可的主角。中国成为主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与G20升级。2008年，爆发于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也就是华尔街）的这一场金融危机宣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运行的法则——建立在金融自由化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并非无懈可击，美国“华盛顿共识”这一套经济发展的理念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不得不接受G20开始取代G7作为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这一事实。G20在1999年就已经存在，但只是一个部长级的会议；G20则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首脑峰会，并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这一转变意味着西方世界开始接纳新兴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角色，而且是平等的核心角色。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2008年之前，中国国内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加入G8/G7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已随着G20的出现与升级而迎刃而解，G20可以有效解决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取话语权的问题。 第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当某一个具体的全球性问题在中国缺位的情况下无法解决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就明显地凸显出来。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当时的会议上，中国与会代表与中国的态度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这一方面表明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受关注程度与解决的迫切程度正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这些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