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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5月10日上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莅临云南大学“东陆高端论坛”和“周边外交论坛”，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的学术创新契机》的学术讲座。讲座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迁”、“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及后果”、“中国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契机”四个部分。今天分享第一篇，题目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迁”。 阶段一：中国的自成体系中央帝国与华夷秩序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以中华文明为支撑，以中央帝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系，基本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格局。在此期间，尽管有马可·波罗等西方人士来华，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总体上较少，丝绸之路虽然构成中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一通道经常遭遇阻碍，而且当时的这种远距离贸易成本极其高昂，只能是进行一些奢侈品贸易，这种贸易形态对中央帝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不产生影响。总体而言，中央帝国－华夷秩序所受到的外来冲击较为有限，并得以长期延续。
图为马可·波罗 中国的自成体系表现为两个特征：第一，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不断向外围扩散；第二，通过独具特色的朝贡体系来维持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由整个中华文明构成的体系，有别于同一时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与之处于隔离的状态。但是，正是这样一个自成的体系导致了中国近代衰败，为什么？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缺乏有效的外来竞争者，从而导致了整个体系的高度保守和封闭。相关研究表明，正是由于不面临外来的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发展陷入停滞，这套体系丧失了持续革新的动力。两千多年来，中华体系在制度设计上相当稳固，清朝若非遭遇外来冲击，其统治体系也会稳固地维持更长的时间，存续时长甚至可以超越明朝。 如今的中国与古代中国多有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与创新；但中央帝国与华夷秩序下的中国可以长期不改革、不创新，因为当时中国自成的体系是一个早熟的政治体系。期间中央帝国虽然在军事上多次遭遇北方和西方游牧政权的挑战，甚至一度“亡国”，但是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在文化和文明上，中华体系是没有遭遇挑战的。直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打破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自成体系，中国被迫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图为鸦片战争中的穿鼻海战 阶段二：国际体系的配角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是中国“被动挨打”并成为国际体系配角的阶段。在理解此时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必须首先厘清何为主权国家，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为何热衷于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认主权国家的存在）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主权的含义可以简化为对内自主、对外独立。从这个意义上看，秦帝国时期及此后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因为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一直没有至高无上的宗教体系，国家具有高度独立于宗教的世俗统治权，而很多西方国家则是在经历了宗教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历史之后，才从封建领主国家“进化”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
图片为14、15世纪的欧洲封建领主 西方世界的所谓“主权”其实早在中国秦朝时期就已出现，中国（而非西方）才应该是“主权”概念与实践的开创者。但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自成体系被彻底打破并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配角后，不得不学习与接受西方人的概念与话语体系，并以此理解与界定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状。这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是非常尴尬和难受的。直至今天，国内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仍然主要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理解来诠释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和政治概念，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作为国际体系配角时期对西方思想理念的被动接受这一历史源头。 阶段三：国际体系的“造反者”（革命型外交）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