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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外来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他们会将城市中的理性“算计”带入工作与生活领域，也会产生越来越高的生活期望，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意识发展。对收入的期望提升、对工作生活的不满等体现了农民工的理性意识增强。正如有研究表明，在早期由于外来农民工进城的期望值并不高，因此尽管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却依然会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并不遵循经济决定逻辑［15］，但随着就业与生活压力加大，他们的社会态度积极性会降低。［16］外来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获得了较之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随着生活期望提高和个人权利意识增强，他们会不满足于中低端的城市就业收入水平，这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17］理性意识的发展会影响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命历程，会决定他们“是去是留”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活，而“家庭式入住”与非正规就业特征将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有研究指出，受到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会做出在城市定居或返乡的迁居决定。［18］ 此外，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理解，外来人口聚集区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在其城市化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对于吸纳外来劳动力及实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功能，但这样的空间塑造了外来农民工的“边缘化意识”。随着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经历的延伸，他们的理性意识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应把他们视为“城市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形成“城市病”问题的主要社会群体。否则，持续的“被边缘化”会使他们进一步产生消极社会心态，这将不利于良性的社会融合形成，也就不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北京将搬迁改造动物园、大红门等批发市场”［EB/OL］. 中国新闻网，2014-01-07. ［2］寇丽平，裴岩.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的风险分析与治理［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3-17. ［3］张荆.影响中国犯罪率攀升的六大关系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10. ［4］冯晓英.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J］. 人口研究，2010，（6）：55-66. ［5］翟振武，侯佳伟.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模式和发展趋势［J］. 人口研究，2010，（1）：30-42. ［6］李志刚，顾朝林.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41. ［7］蓝宇蕴.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功能分析——基于城中村空间改造的思考［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30-35. ［8］张京祥，罗震东，何建颐.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120-140. ［9］“北京‘动批’搬迁：产业升级是解决城市病良方吗”［N］. 中国青年报，2014-02-10. ［10］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J］. 人口研究，2007，（2）：30-40. ［11］侯佳伟.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个体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研究，2009，（1）：55-61. ［12］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8，（6）：54-62. ［13］张展新，侯亚非.城市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北京等6城市调查［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96. ［14］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93-94. ［15］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 社会学研究，2007，（3）：1-17. ［16］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 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9-131. ［17］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 社会，2011，（3）：1-23. ［18］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决策的个案访谈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4，（4）：65-73.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