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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作为首批打入美国社会的楔子，其数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岁以上的华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不到2%。但在这批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80%进入了专门职业，大部分在科研岗位上。在这之后的20年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青年数目的增加—达到所有就业人数的20%—他们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对来说一直是稳定的。1960年，半数以上的专业美籍华人在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制图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过半数的大学教员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学。
然而大体上来说，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一种轮流借贷的“标会”是华南人当中的传统组织，通过它可以筹集资金用来投资。这种筹资方法本身很简单，每个成员轮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员投入的会款。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赖账的人极少。一种强烈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使得任何成员都不会拖欠会款，如果某人欠账，他的家庭将会代付。这种集资办法并非华人所独有。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家庭的荣誉感—使这种办法行得通，而赖账则将毁坏整个计划。直到20世纪50年代，“标会”始终是唐人街集资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到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
随着这种明显的经济地位的上升，美籍华人的居住地开始分散开来。大多数美籍华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返回祖国而被困在美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这些难民在中国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工资高于全美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水平，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高于全美平均数(是黑人的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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