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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剑波 “5年前，从事土壤修复的公司全国不到10家，到了2011年，已经有几十家了。”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告诉记者，“到了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相关企业200多家。” 这是一个爆发式发展的产业，其中孕育着无法估量的财富潜力——根据世界银行《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报告，2007年重庆市有15个场地开展了土壤污染评价，耗资2亿人民币；到2009年，重庆市进行污染评价的土地达到45块，耗资8亿人民币，这仅是土壤修复前期评价耗资。报告估计，清理修复重庆市目前的污染场地将需要2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重庆，可想而知全国的“蛋糕”得有多大。 但和众多新生事物一样，土壤修复产业在中国，仍然面临着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遮遮掩掩 与其他环保产业不同的是，由于土壤修复公司业务涉及的地块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居民居住区，这个新产业从诞生起就带有些许神秘色彩——从业者对场地污染数据往往讳莫如深，对施工地点也三缄其口。这个正在全国迅速扩张的新产业，就这样一直低调潜伏于水面之下。 而某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是遮掩到了极致。 2006年3月，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赫山001号”地块，建设商品房。这一总面积280亩的地块距武汉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然而，次年即发生工人中毒事件。经过调查，开发商才知道这一地块原属武汉市农药厂，是典型的棕色地块。 随后开发商要求退地，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因事先未告知毒地的背景而赔偿1.2亿元。直到2011年5月该地块方启动修复，修复资金达2.32亿元。 同样是在武汉，有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它所在土地曾被污染近60年，它的前身是制药厂、化工厂。1997年化工厂停产后，一企业在此生产电镀添加剂。2009年3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评价研究所的环评报告显示，该地块上多年生产的产品为氟化工产品和电镀添加剂，大多具有毒性或剧毒。 棕色地块变身经济适用房并不罕见。在广州，原广州氮肥厂、原南方钢铁厂都被建成经济适用房，还有北京市的化工三厂、红狮涂料厂等等。 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认为，保障房一般为无偿划拨用地，一些地方政府“理所当然”划拨较差的地块，而靠土地财政生存的地方政府，自然希望好地块卖出好价钱。在这样背景下，遮掩自然成了习惯。 桎梏重重 “你相信一个20年的老化工厂，调查结果是只有50平米污染土壤吗？你相信一个生产十几种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场地里没发现BTEX（苯系物）吗？你相信现场五颜六色，结果只有两种重金属超标吗？” 这是一位环境修复工程师在自己博客中发出的质疑。他遇到的情况，几乎是每个从事土壤修复的人都会遇到的。 按照土壤修复的程序，修复企业先要对污染场地进行环境评价，跟人生病去医院“看病、诊断、治疗”的程序类似，土壤采样、实验室化验、分析诊断都是必须环节。 这一环节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随后的修复更是一项急不得的工程。但在中国，一切都需要快起来。 “房地产商选择土壤修复多出于无奈，经常让你措手不及，要求三个月就修复好。”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通常情况下，修复的时间越短，可供选择的技术就越少，耗资就越大。一个项目如果花半年时间修复可能需要20亿元，但如果延长到10年时间，则只需要几千万元。 于是，在开发商的成本压力下，有些污染场地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运运动，“1米不行2米，4米不行6米，一直挖到流砂层，歇了——污染没挖干净，旁边的楼都要倒了。”那位工程师说。 谁来买单 尽管相关的规定中早已明确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但在现时的中国，要做起来似乎很难。 “这些搬迁、破产的大多是国有、集体企业，若追责还是追到政府的头上；有的地块甚至转手了好几道手，责任鉴定十分困难；有的已经破产，已无支付能力。”高胜达说，“搬迁企业往往是落后产能，经济效益原本就不好；另外，他们本不愿搬迁，更无动力支付昂贵的修复费用。” 于是，买单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政府的头上。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显然不高。广州市原南方钢铁厂保障房项目的土壤修复过程，颇能体现地方政府的微妙心态。 该场地第一次环评时，有16万立方米的污染土壤，但审议时未获通过。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曾参与了第一次环评审议，他当时建议补充增加调查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含量的密度。因为，钢铁厂一般都存在有机物污染。而施工方最终只做了重金属污染调查。万洪富因此拒绝了第二次环评。他的观点得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教授刘俐的认同。 “之后，施工方通过我们研究所，要求我不要再提有机物污染的问题了。” 万洪富说，“因为修复有机物污染，费用肯定要多。” 无法可依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