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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与中国画二题 <三> 风格流派与个性认知 郎绍君 明清以来，中国画风格流派林立，纷争不断。人们或出于门派之囿，或出于个人好恶，举凡派别、画家、作品还是艺术主张，非褒即贬，被区别得正邪分明。还有一些论说，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以断中国画之是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潘天寿谈论派别与画家，也有自己的偏爱，但总体看，他能够超越成见，理性判断。其中《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一文，尤为系统全面。该文分“传统风格的形成”“艺术必须有独特的风格”“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特点”三部分，各部分下含若干分标题。第一部分，谈传统风格的形成与地理气候、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材料工具的关系;第二部分，论世界绘画分为东西两大统系，中国绘画作为东方统系的代表，又含大统系、小统系、个人风格，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第三部分，历数中国画传统风格的特点：以线塑造形体、以空白为底、以墨色为主色，以及对光、透视、精神气势和款题钤印的处理等。这是一篇以现代观念方法、多层次剖析传统中国画风格的重要文献。 在潘天寿看来，派别风格和个人风格是民族风格的分支。“在东方绘画统系之下，可分为中国风格、日本风格、印度风格等等。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之下，历史上又有南宗、北宗、浙派、吴派、江西派、扬州派等等不同的风格派别。而各派别下的各作家又有各人不同的风格面目。”“大统系的民族风格是通过小派别和个别作家的风格来体现的。故可以说，各民族真正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亦应该是民族风格的体现者。”这是一个派别与风格的家族，辈分分明，功能各异，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着重谈到派别之间的连带关系，并举例说： “戴文进、沈启南、蓝田叔三家笔墨，大有相似处。尤为晚年诸作，沉雄健拔，如出一辙，盖三家致力于南宋深也。……原有明开国，辄恢复画院，其规制大体承南宋之旧。马、夏画系，亦随之复兴。当时院内外马、夏系统作家，如王履、沈希远、沈遇、庄瑾、李在、周鼎、周文靖、倪端、戴文进、吴小仙等，人才蔚起，声势特盛，其中以戴氏为特出，时称浙派。同时受其影响者，如周东村、谢进臣、唐六如辈，无不周旋于此派之下，可谓盛矣。原学术每不易脱去继承之关联，沈氏在此盛势之下，致力于马、夏独深，非偶然也。蓝氏直承戴氏，上溯南宋，远追荆关，允为浙派后起。浙地多山，沉雄健拔，自是本色;沈氏吴人，其出手不作轻松文秀之笔，实在此也。盖其来源同，其笔墨自然大体相同耳。胡世人于吴浙间，一如诗家之于江西桐城耶?” 以派别传承和地域环境二条理由，肯定浙派及其风格出现的必然性，并指出它在画坛的影响，以及浙、吴诸家彼此渗透的事实，道出了宋代马夏派、明代浙派、吴门枝蔓相通的内在关联。派别传承及其相互关联，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的文化，包括经学、史学、医学、诗文、武术、戏剧、美术等等，都有很强的派别传承性，“信而好古”的历代士人都离不开派别的传承，并在派别传承中有创造有超越。绘画史上“以形写神”的传统，追求境界的传统，寄兴写意的传统，笔墨理法的传统等等，都是如此。传承过程虽有耽于摹古的现象，但总的说，都没有离开“有常有变”“借古开今”这条线，正如潘天寿所说：“循行古人已经之途程，接受其既得之经验与方法，为新新不已打下坚实之基础，再向新前程推进之也。”[1] 潘氏所述明代浙派画家对宋代马、夏画法风格的承传，浙派戴文进对吴门沈石田、周东村、唐寅的影响，都是承和承中之变，以及承、变中的通联与共生现象。潘氏自己学过吴昌硕的苍厚，汲取了浙派的“沉雄健拔”，以及石涛、八大的雄奇孤怪等。既看到派别与风格之异，又看到它们间的同与通，才可能恰当理解画史上纷纭复杂的派别风格关系。 20世纪50年代文化环境的权力话语，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改造旧国画”“反对保守主义”，“艺术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等等。[2] 美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重视写生而排斥临摹，强调师造化而排斥师古人，把画史上的流派风格之别，视为“政治立场”的对错，“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潘天寿对派别风格的分析，虽与指涉政治无关，但所针对的庸俗社会学现象，正与这种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他坚持学术的态度与方法，以英国气候与英国水彩画的关系、中国南北方气候差异与南北派山水画风格的关系为例，指出派别风格产生的自然地理与风俗性格原因。进而又论及民族性格对艺术风格的影响，说“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天气寒冷，人民习惯于骑射，体质粗犷强壮。长城以南，多河流湖泊，气候温和，人民性格显得较为细致文静。历代以来，以诗歌来说，如《敕勒歌》《易水歌》慷慨激昂，自是出于塞北燕赵人民之口。而如《江南弄》《西洲曲》情韵缠绵，出诸南方文士闺秀之手，是十分显然的。一般来说，刚强豪爽的性格，适宜于粗放大写的画派;文静细腻的性格，适宜于精工秀丽的画派，以利于个性特长的充分发挥。”这些分析，让我们想起19世纪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阐述的人类文明(特别以艺术为例)产生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这部书的译本和编译本多次在中国出版传播。[3] 潘天寿对风格与环境、风俗等几大关系的理解，有自己的思考，但显然也受到了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