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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这方面就包括了降低税收成本的选项。当然也有区别，共性就是中美在减税这方面，美国是要进一步的振作而重新强大，中国是要进一步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步入小康之后我们还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两个最简单的拉佛曲线，这是他当时讨论的时候，随意画出来的东西，以后就成为了经典，横轴纵轴，一边确定为税收总量，一边是税率，现在大家表述的上凸的曲线，实际上一开始是右边凸出来的曲线。他是从原点上是政府0税收，把税率提到了100%政府又回归到了0税收。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越过税收最高点，越过的话，反而政府收入下降了。这样对政府是有负面影响的。大家都不干事了。没有谁提出颠覆性的否定意见。现在我们这个图把50%作为原点是不对的。这根线其实无法精确量化，中美都在寻求降税负，税收收入至少不能过这个点，但是到了这个点上是不是也可以再继续降呢？这样一个要领要达到的是供给侧主题的微观活力更好的发挥。 第二个，中美税制结构和税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美各个有侧重。特朗普减税很明白，他主要减的是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的负担，原来说降到15%，现在说要到20%，调整一下估计就差不多了，调高也有可能，也调不了太低，同时还要简化和消减个人所得税，这两个税都是非常明显的是美国的主力税种。 比较一下，我们所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我们标准税率是25%，比美国的35%更低。实际上我们发展出了高科技世界，上市企业15%，这几年中小企业减半征收，12.5%，小微企业征收办法不断的提高，可能到3万，还要再提高一下，一开始是5000。 这些都是企业所得税，中国的减税措施，比美国做的早很多了，我们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们已经说到的企业所得税在企业做研发投入这方面的冲抵，你投入了100块钱的研发，你可以冲抵150的企业所得税的税基，现在提高到175%，可不可以再提高一点？也可以讨论，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了。 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下面说说个人所得税。 实际求是来讲，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几轮改革之后现在税的合理性明显不足。现在我们整个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只占税收收入的6%出头，明显边缘化了，而美国的联邦总收入是47%，他的州和地方还有一些收入。这在美国是第一大税，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要减税的话，企业所得税的空间并不大，个人所得税就更复杂了，我们要完全系统化的改造，不能再对工薪阶层非常低成本的，有效的实施超额征收的调节，其他的工薪之外的税收调节比例很低，很多的信息拿不到，这种是非常不具备现代水质的特征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是要攻坚克难。 中国已经推出的营改增是间接税，而美国的间接税的比重是相当低的。我们两个国家，两个经济体都要使税制进一步合理化。都要符合现代化特征下更好的发展。中美两方优化税制各不相同。第三个层次要特别强调一下中国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要看到中国的全景图和真问题。 现在中国的企业负担确实很重，我们正税之外还有分税的负担是非常多的。税种的绝对数量，中国在全球经济体里面还是比较少的。一般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体怎么也有30种左右，高的还有40种，我们只有10几种。 我们费税收入名目繁多，涉及到一系列中国要啃硬骨头的问题。我们现在费税收入总水平也就是30-35%的区间，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税务水平差不多，但是结构就是正税低，税外负担有很多，比如说五险一金，一些行政费用等，还有政府隐性负债。 这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用脚投票，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正好我们利用这样的外部冲击，大家一起来形成基本共识，更好的促使中国企业负担降低在这个全景图的视野下配合改革达到实际的效果。应该是抓住中国改革这个真问题，使我们企业的非税负担作为不可回避的重点领域。 具体有三点：第一就是设备体系的改革才能促使我们五险一金降低。比如说基本养老的负担，中国企业上交和个人上交综合在一起40%多了，相当高了，可以说是全球最高了。有没有可能降低？我们的要求是要降低就要把现在至少是几十个基本养老蓄水池的格局状态提升到全世界统筹的，合成一个蓄水池，基本养老资金的供给功能，在这两种状态下是大相径庭的，分成一个个池子调节范围很有限，最高做到省级统筹。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