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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岁初，惊悉李学勤先生讣闻，沉痛万分，久久不能释怀。笔者虽非李门学生，却曾有幸坚持旁听了李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的“出土文献选读”课近两学年，获益匪浅。翻出当时的听课笔记，正好是从西周金文第一篇《利簋》开始，一直记到《师询簋》为止，一时如回到李先生的课堂，一时若穿越回西周…… 在一沓李先生课上印发的金文拓片复印资料中，笔者又发现几页订在一起的当时其他听课同学笔记的复印件，是我开始听课之前三课的内容。其中除讲授商代金文及相关文献的两课笔记外，最早一课笔记首标“绪论二”，内容恰为李先生对王国维先生出土文献研究的评述，如讲到观堂在清华开设“古史新证”课是意在针对当年的“古史辨”运动。 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课上印发的讲义，已结集影印出版，即《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是书裘锡圭先生《前言》谈及观堂1925年秋上学期所讲“古史新证”课，主要是以甲骨文及文献讲殷商历史；1926年春下学期开始接着“古史新证”课讲金文，从“古史新证”到金文课，均是每周讲一小时。该书目录可见观堂讲授两周金文《散氏盘》至《克钟》，共二十器铭文。
据闻，笔者开始听讲金文之前，李学勤先生的“出土文献选读”课已在清华开课数年，刚好按李先生计划讲完甲骨文。具体笔者所听两学期李先生的金文课，均是每周一次两小时，且每次课李先生都是连讲两小时，中途不休息。 从《古史新证》所收讲义内容看，观堂所讲诸器铭文常征引传世文献互证，即可谓“二重证据法”运用之范例，在当时已算比较前沿的研究古史方法。虽然讲义不能反映课堂的全部，但从每周一课一小时的时间与诸讲义文字总量相比较推算，王国维先生能在讲义之外所传授的内容也有限。 尽管王国维先生在近代学术发展中居功至伟，但仅就金文这一领域而言，恰恰是在观堂身故后不久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郭沫若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创造性地系联标准器的人名、地名、文字字体及器型纹饰风格等，对铜器铭文系统地分期断代，将金文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古史新证》目录来看，1926年观堂的这一学期金文课所讲诸器还并未按时间顺序讲授）。其后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唐兰先生《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均沿着郭老开创的研究范式，结合新发现铜器，将金文研究继续深化。不巧的是，观堂之后，郭沫若（1892年生）、陈梦家（1911年生）、唐兰（1901年生）这几位金文研究的大家在建国后均未曾在大学长期任教（任教时也未必开有金文课）。由此看来，李学勤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后开设“出土文献选读”的公选课，并向旁听生开放，真可谓金文领域弦歌久绝之后的韶濩重响。 正如陈寅恪先生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李学勤先生的课也常年有清北等高校的老师来听讲，笔者就有幸在课堂上见到北大的辛德勇先生，今日想来，深感“当时只道是寻常”，遗憾听讲两学年后，因种种缘故，没能继续听完李先生的金文课程。 康侯簋铭背景知识的讲授 无可否认，阅读李学勤先生的著作、论文，需要有一定门槛，使李先生名声在学术圈之外稍有所掩。但李先生讲授各篇金文深入浅出，且这些金文所属铜器多为国宝重器，常是博物馆展览的重头推荐。目前许多文博单位展览宣传多虚浮吸睛之辞，以观众排队为荣，少专注于切实的文物知识普及。笔者此番重读李学勤先生的授课笔记，觉得当下文博单位宣传介绍所展陈青铜重器时，李先生所讲正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今试举2017年曾在国博和上博举办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的康侯簋为例，择要介绍李先生讲授的康侯簋背景知识。
李先生讲康侯簋是1931年被盗挖于河南浚县辛村遗址，紧接着介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众多盗墓挖宝活动，其中著名的遗址有新郑李家楼、山西浑源、宝鸡戴家湾和洛阳金村，只有新郑古物得以保存。而在1928年试掘殷墟后，1929、1930年中国考古队伍在逐渐成长，田野考古技术也逐渐成熟。1931年正是殷墟发掘走向高潮的时候。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