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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召唤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来到敦煌，成为荒漠上的“面壁者”。在这里，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久了，就可以理解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被关在笼子里时的感受”。他们之中，有祁连山草原上的种树工人、郑州失业的厨子、80后程序员以及90后设计师……敦煌吞噬了他们的青春。 英国作家毛姆说，当你决定离开常轨行事时，这是一种赌博。许多人都渴望被历史点名，但是当选的寥寥无几。他们在十年，甚至更漫长的“困兽之斗”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撰文 | 徐婷 编辑 | 金赫 ►失去 杜鹃第一次去上海时，连日下雨，“皮肤就像喝满了水，特别松软，又滋润”。在敦煌，西域的干燥和风沙，已经让她的皮肤变得粗粝，“常年像蒙着一层硬壳”。她已经告别大都市太久了。 一个年轻人，在荒凉的戈壁上面壁十年，意味着什么？杜鹃有时候想，“如果没有来敦煌，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很时尚的摄影家呢？”她往后一靠，疲倦地伸直双腿，双手绞着柚子口，“不过也可能什么也没做成。” 她的同学有的在上海和北京，供职于互联网公司或者很好的媒体平台。她的丈夫学的是计算机。按照另一种轨迹，他可能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中高层，或者坐在创业咖啡店里见投资人，成为过去几年互联网造富运动的得利者。 这些“胡思乱想”不时来扰乱杜鹃的头脑。她是2005年夏天那批来敦煌的年轻人。去年6月，敦煌与腾讯合作“数字供养人”。她见识了另一群人，“好多是90后，生龙活虎，经常晚上讨论，几乎不用睡觉”。 年轻人在经历生命重要时刻时，往往并不自知。没有人在开始的时候可以预料到，命运给他们安排了什么。 俞天秀和杜鹃是同一年到的敦煌。他是计算机专业，找工作时陷入“现在不海投，以后要投海”的焦灼。他的室友无意间看到敦煌研究院的招聘信息，顺手帮全寝室人投了简历。俞天秀意外地拿到offer，“我心里挺疑惑，敦煌研究院招学计算机的干嘛？” 现在他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上司吴健到敦煌那一年，俞天秀刚出生，“我的年龄就是他的工龄”。“数字敦煌”提出的时候，他还是兰州一中的高中生，他后来的妻子就在隔壁班，他们直到在敦煌才认识。
杜鹃是西安美院学摄影的，她也是在毕业季的招聘信息洪流里，看到敦煌研究院的。这是绝大多数年轻人经历过的故事，但也有人“蓄谋已久”，读研乃至后来的读博，赵晓星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敦煌学。“非去不可的那种。”毕业那年，她照例给敦煌研究院写求职信，一口气申请了四个职位，从学者到资料整理、文员。 在敦煌，另一些人的出现，似乎是命运无意间开了个玩笑。 17岁那年冬天，薛红岩揣着两本柏杨和李敖的杂文集，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硬座，从郑州来敦煌研究院投奔做环卫工人的爷爷。他在戈壁滩上下车，对前方的道路一无所知。远处的村子有灯光，他就朝着那灯光走去。戈壁的沙砾被零下十几度的低温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沙沙作响。 在此之前，薛红岩从中学辍学，念了一年厨师学校后在郑州一家餐馆打工。生活枯燥又乏味，仅有的乐趣是下班之后，到宿舍后面的废品收购站找书，蜷缩在出租屋里读钱穆、陈寅恪，贪婪地寻找人生诸多困惑的答案。“读书有什么用，你又不走那条路。”敏感的少年遭遇了旁人的嘲讽，一怒之下辞了职。薛红岩甚至发愿，以后能够自由地买书。 为了减轻他父亲的重担，薛红岩留在敦煌研究院扫地。他没有想过会待二十三年，或者更久。爷爷带他去过莫高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仅仅因为不想拂逆长辈，他同意留下来。 直到后来，他成为一名经学的研究者。 ►面壁 敦煌研究院不过是一片两层楼高的灰色平房。孤伶伶地伫立在戈壁滩上，与莫高窟隔着一条宕泉河。每天下午5点20分，最后一班旅游车载着游客离开莫高窟。除了研究院，方圆二十里内就没有人烟了。 “吃完晚饭，惯常的活动是去戈壁滩上散步。敦煌的太阳落得晚，脚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摩擦着沙子的声音。”为敦煌研究院种了15万棵树的老园林工人秦增果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沙武田第一次来时，车子一路往沙漠里开，薄薄的一层黑沙覆盖在坚硬的砾石上。“传说中的敦煌研究院在哪里啊？”越靠近，他越觉得疑惑。有年轻人后来说，在车子里甚至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