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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以看出，《道德经》不用“神”，不用上帝、祖先去说明世界的来源，也不用不同的物质如金、木、水、火、土去揭示世界的来源，而是用智慧去阐述世界的本质与来源，这是哲学的方式，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体现。哲学与科学，都是智慧之学，是从多中求一的学问。世界现象纷纭复杂，其中贯穿着的本质是道，分而言之，就叫做无和有。道如何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呢？这种变化的过程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需要对此加以研究，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清楚。总之，《道德经》中所阐述的“众妙之门”，也叫做“道法自然”，即道转化为万物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用语。 两汉之际形成的道教，背离了《道德经》的本来思想，将其转化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道教中仍然可以找到科学思想的因素，不过这些大都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引导到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信仰上去了，它和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并不相同。 中华儒学论独立思考 孔子《论语·学而》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讲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但他更加强调“闻一以知十”，即独立思考。因为不经过独立思考，学生们是不会闻一知十的。如果他们经过独立思考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那怎么办呢？《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如果老师讲的是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不是，也不盲从。 东汉时期住在洛阳的一位思想家王充敢于独立思考，对孔子的一些言论提出了质疑，例如《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王充对这段话提出了异议。他赞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的理论，认为孔子“去食”的观点值得商榷。 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疑问。人们经过独立思考使疑问得到解决，认识也就得到提高。这正如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中外学界长期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历来重人事轻自然，长于伦理而短于逻辑，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精神。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不这样看，他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的发明》中的一封信里说：“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充满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 还要提到，20世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 什么是辩证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事物莫不“有对”，如阴阳、正反等；“有对”才有变易；有变易才会畅通、发展。这在《易大传·系辞》中有清楚的论述。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医药家陶弘景，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农学家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法医学家宋慈，数学家秦九韶，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农学家王桢，木工理论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薛景石，物理学家、数学家赵友钦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医药学家李时珍，水利学家潘季驯，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专家徐光启，农学家、工艺学家宋应星，地理学家徐弘祖为代表。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他们的科学思想与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相联结，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珍品。 在文化互鉴中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