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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超大城市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应以公共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来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 □卓贤 陈奥运 全球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趋势颇为引人注目：1950年全球2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值 为500万，2015年前20大城市人口平均规模已上升到1859万。但人口集聚并不一定孕育繁荣，在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前29个超大城市中，来自 非洲、亚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占据22席。中国大陆有32座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承载了总人口的18.6%，产生41.7%的经济总量。对这些特大和超 大城市规模的讨论，一直是新型城镇化的焦点问题。 本文利用街道人口和地理信息数据，比较了北京、上海、东京和纽约内部的人口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北京和上海人口分布呈现“内极密外极疏”的时空失衡特征，即中心城区拥挤效应高于东京和纽约，居间和外围区域集聚效应不足，昼夜人口差异大，在整体人口密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产生较为严重的城市病。我们认为，土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超大城市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应以公共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来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 都市圈的密与疏 本文设计了“中心—半径”的标准化统计方法，运用地理信息软件ArcGIS分别确定天安门广场、上海市政府、东京银座、纽约帝国大厦为四个都市圈的中心，测算半径0-50km范围内各圈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本文将半径0-10km的区域定义为中心城区，半径10-30km范围为居间区域，半径30-50km范围为外围区域。此空间统计框架克服了不规则行政区的不可比性，可按相同口径比较各城市人口分布。 1.在中心城区，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密度远高于东京和纽约。在0-10km的半径范围，北京和上海人口密度为2.07万人/km2和2.56万人/km2，每平方公里分别高出东京7421和1.24万人、高出纽约7539和1.25万人（如图所示）。其中，在0-5km最核心区域内，上海常住人口密度高达3.67万人/km2，比纽约（2.66万人/km2）高出10041人/km2；北京（2.02万人/km2）虽低于纽约，但仍接近东京（1.08万人/km2）的两倍。在总人口增长较快的背景下，2000-2015年北京和上海0-5km半径范围的常住人口略有下降，显示出中心城区密度已达峰值，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承载力出现饱和。 2.在居间区域，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密度出现剧降。在半径10-30km的居间区域，四大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密度都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北京和上海的下降幅度远甚于东京和纽约。与半径5-10km相比，北京和上海在半径10-20km圈层的常住人口密度均下降1万人/km2以上，东京和纽约只分别下降1734人/km2和3272人/km2，东京人口密度从中心城区的末位跃居此圈层第一，反超北京和上海。到半径20-30km圈层，北京和上海人口密度已下降为东京的30%和42%，尤其是北京，比郊区化蔓延的纽约还要低432人/km2。四大都市圈中，东京居间区域人口密度的下降最为平缓。从动态来看，2000-2015年，北京和上海的居间区域常住人口分别增长458万人和491万人，是人口增长主要来源（分别占总新增人口60%和64%），但目前其集聚程度仍明显偏低。 3.在外围区域，北京和上海都市圈常住人口密度继续明显下降。在半径30-50km外围区域，除东京外，其他三大都市圈人口密度均低于2000人/km2，东京（2781人/km2）分别是上海（1516人/km2）、北京（840人/km2）和纽约（867人/km2）的1.8倍、3.3倍和3.2倍。相比中心城区和居间区域，东京30-50km的外围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在东京大都市圈1200万就业人口中，有900万工作岗位在东京23区之外的郊区。相比之下，2000-2015年，北京和上海外围区域人口分别增长了134万人和43万人，仅占总新增人口的18%和6%，对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贡献不大。 都市圈的白天与黑夜 对四大都市圈常住人口的分析，实际上考察的是夜间人口。我们根据以下三部分估算一个地区的白天人口：（1）就业人口，包括本地就业人口和跨区就业人口；（2）就学人口，包括就近入学人口和跨区入学人口；（3）居家人口，包括学龄前儿童、退休老人和失业人口。相比夜间人口，北京和上海白天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加失衡，“内极密外极疏”的特征更为明显，职住分离问题较为突出。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