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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余，国企也为员工提供了多彩的娱乐活动。工会，这个在各大企业已经萎缩的名词已经偏向装饰作用。但是在中移动这样的国企，它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每个职工给工会一年缴纳两三百元的会费。工会成立了若干个组织，如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游泳协会……定期组织活动，提供场地、器材。 还有不少相关厂商等着赞助他们的活动。比如冠名一个他们内部的篮球赛。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张长长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不好意思说”，但还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补贴：每个月除住房公积金外，还有2000元的房补，还有车补，劳保，等等，年收入十多万元。 大企业里的小职员 2011年，距离王林进入中移动已经四年。四年中，中移动利润翻倍。“中国最赚钱的中央企业”、“财富全球500强”等名号，王林早就烂熟于耳。 中移动公司总部分为各大部门，大部门里面各下辖着各处。王林还处于中移动生物链的较低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渐渐感觉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写一份材料，需要部门几个处之间的互相协作。关系好的部门，材料两天就能给你。关系不好的，陪上笑脸，一个礼拜也给不了你。 “你能怎么办呢？不能生气，只能找你的领导，让他找他的领导。”有一次，一个简单的任务，由于别的部门之间不配合，从处长之间的沟通上升到了部门主管之间的沟通。王林很费解，也很沉默。 这似乎是成长到一定规模公司的通病。华为在其内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华为十大内耗问题浅析》，列举了“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站队”等内耗的问题。王林和同事们一边看一边笑，把“华为”换成“中移动”就行，里面描写的问题，“简直一模一样”。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半个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为了写汇报。通通都按照70页以上的标准来写。“国企里，部门多，层级多，比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绩来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细节，事无巨细地写。其实挺烦人的。没什么价值。但就要这样。” 汇报用的幻灯片，一个主题，王林最多改过50次。翻来覆去地改，斟酌每一个用词。每一次都被领导打回来再改。直到把每一条成绩说得更具体，把每一个牢骚写得更委婉，“你不用那么直白，领导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王林曾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他的朋友说，在学校时，王林喜欢谈论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会谈，“但渐渐认识到现实，有些无可奈何。” 王林现在已经不大谈理想，“只要在中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他会和朋友讨论整个公司的战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为普通的员工，赞同与质疑，其实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执著。四年前，他面试的时候，对方问他性格有什么缺点。他说，他太执著，认准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大学期间，导师明明告诉他一个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还是要试试，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在国企，你最好改。”对方说。 刚进入国企的时候，他雄心壮志地想“升官”。按照规定，进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为副处的机会。 四年后他说，“和我一样工作了四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结果很难量化，如何能分出谁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内心仍有希望，但现在看起来更平和。 “有个刚提拔的副处长，听说，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体的总编辑。”他喝了口水，慢慢说，“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从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当然，这些二代很优秀，即使只看简历也不输给任何人。” 渐渐地，很多东西，他之前厌恶或者批判的，他开始接受。“可能是因为我的立场不同了，也确实是看到了新的东西。” “念书时，所有替运营商说好话的观点，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驳的理由。但是现在，我又能逐一反驳我以前的观点。中移动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比如美国，在乡野和隧道可能没有信号，对美国运营商而言，这是不具备商业价值的投入。但是对中移动而言，尽可能的覆盖，这是国企责任问题。” 回头来看，王林进入国企确实是运气。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能帮助他完全规避生活中的压力。 他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房子问题。在单位附近，他看了好几处房子，价格逼近四万。如果没有家人帮助，他无论如何也付不了首付。 （责任编辑：晨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