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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社会财富以及人们对它重视程度的增长，家庭财产问题确实日益复杂。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我们对此不能假装没看见，相信最高法也正是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才会出台上述“与时俱进”的新司法解释。但问题在于，就像政策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样，任何一部法律，都只能解决一个核心的社会规范问题。如果不切实际地指望用《婚姻法》来解决财产问题，那就必然导致目前这种乱象——从最近两周以来房地产市场上的不正常骚动来看，法律的变动非但没有成为引导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指南，反而使人茫然无所适从，这还不包括它给原本和睦平静的婚姻中平添的不快、猜忌甚至裂痕。照此逻辑进一步推演下去，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一个人月收入2万，而另一个人月收入只有2千，那么前者就有权利主张：一旦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他（她）应该占有绝大多数。如此一来，则《婚姻法》就真的可以被《公司法》完全取代了。 如果有些富裕者确实对未来的婚姻及配偶缺乏信心，那么他（她）完全可以到政府的公证部门去做婚前财产公证。当然，这需要他（她）支付一笔不小的额外成本，但婚姻是奠定一个人一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只是赌注不是金钱，而是感情和幸福）。我们都知道，任何赌博都是有风险的，既然一个人既想要得到婚姻的好处，又不想冒损失财产的“风险”，那么社会让他（她）支付这点成本又何尝不是天经地义？ 现如今，《婚姻法》为了帮助这些婚姻怀疑论者省下这个成本，却轻率地背离了它本应鼓励稳定而持久的婚姻的根本目的，实在不知道最高法院那些法律专业出身的饱学之士是怎么想的！ 编辑 卫香香 （责任编辑：职场达人） |
